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在促进我国城乡“流空间”形成，给乡村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因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变迁所导致的公共治理危机，阻碍着乡村的进一步发展[1]。我国国有林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功能，林区的乡村治理与社区发展事关乡村振兴全局。由于我国复杂的地域条件、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林区在改革中的相对滞后，陷入公共服务与社区治理效率低下的困境。

林区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历程，也是其社区发展与结构变迁的过程。旅游业作为一种流动性社会的表征，在推动我国林区振兴，并有效缓解乡村“空心化”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3]。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设施的高度重合且发展相对滞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赋予了旅游公共服务在林区改革与振兴中新的历史使命，是促进林区乡村旅游质量整体提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因素[4]。作为林区旅游工作的主力军，强化乡村干部的旅游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可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实现林区振兴。

随着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深入[5-7]，国内学者加大了对相关理论的建构与实证案例的本土化研究[8,9]。公共服务动机理论通过对公共服务中道德、责任感重要性的重新审视，旨在激发员工的亲社会行为，帮助其建立与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联系，激发和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对组织的忠诚度，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保障[10,11]。

国内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或从概念意涵、属性特征、与目的地建设、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等视角解读了旅游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重要性[12-14]，或从旅游发展趋势(泛旅游)的角度，强调旅游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服务融合、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并提出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与绩效评价的方法[15,16]。在相关研究中，从供给与需求、游客满意度测评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公共服务的成果也较为多见[17,18]。在研究对象上，以城市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居多[19-21]，也有少数学者对边疆等特定区域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状况、演化、驱动机制展开了案例研究[22,23]。

本文通过梳理旅游公共服务研究脉络发现，无论是概念内涵的日益丰富与明晰，供给主体从政府到政府、第三部门、企业的多元转变，还是对旅游公共服务与社会公共服务融合的强调，以及研究方法上从定性思辨到定量实证的拓展，无不凸显出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性、发展性与实践性，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与拓展的基础。但是在存量研究中，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本土化并运用于旅游公共服务现象的研究还不多见。现有相关研究存在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割裂，纯粹定量研究无法克服相关的数据收集、测量过程中存在“偏好伪装”等问题的干扰。在研究对象上，针对林区地域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林区公共服务与旅游公共服务的高度融合性、发展滞后性、建设必要性的旅游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还较少出现。本研究遵循定性(探索)—定量(测度)—定性(评估)的研究径路，立足于既有研究与林区情境对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进行本土化开发，采用问卷测量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聚焦于我国林区乡村干部旅游公共服务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以期为合理有效地引导与调适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借鉴。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旅游公共服务动机内涵与维度

公共服务动机是指个人对他人、集体或社会的一种非自私的、奉献的、亲社会的、利他的动机、价值和态度。公共服务动机起源于对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批评与反思。Perry J L指出，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对主要或仅仅基于公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出回应的个人倾向，其价值体现于个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愿望[10]。在此基础上，Rainey H G、Paula S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进行了相应的拓展，强调公共服务动机的普遍利他性[24]；Brewer G A、Coleman S S将公共服务动机解释为一种能引导个人去实现有意义的公共服务的动力[5]。国内学者也以内涵辨析作为起点，展开了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有学者强调公共服务动机的利他或亲社会行为倾向[25,26]。学者们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理解也不全都建立在“利他主义”之上，有学者指出个人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体为了满足自身内部精神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高于自身利益、服务社会大众的动机，处于同一活动范围内且拥有共同利益的成员经过多元协商共治，可以成为一个社会治理共同体[27,28]。

文章来源：《林区教学》 网址: http://www.lqjxzz.cn/qikandaodu/2021/0214/571.html